确实,真主和他的天使们都在赞颂圣人。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平安!〖古兰33:56〗【进入祝福】
规律的婚姻生活。
穆罕默德作为一名分红制基础上的商业代理人,曾经去叙利亚(Syria)、布士拉(Busrā)、也门(Yemen)、和巴林(Bahrain)旅行。当他作为一个诚实而有能力的商人的名声建立起来之后,他吸引了一位名叫赫蒂季(Khadījah)的麦加富孀的注意。她是一位有着纯洁品行的高贵夫人,被称作“塔希拉”[33]。据说在从麦加出发的沙漠商队中,她的商品可以与所有其他商队的商品相匹敌。赫蒂季对穆罕默德公平交易名声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她邀请穆罕默德成为她的代理人,把她的商品带到叙利亚。她向他许诺了比通常提供给别人的要多得多的利润分成。当先知在一次成功的商业旅行之后返回麦加时,赫蒂季认为先知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如果他同意与她结婚的话。她是一位四十岁的妇人,在女性年龄的峰巅,穆罕默德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穆罕默德渴望肉体的安稳与纯洁,他的妻子给了他基于有德的生活、和宁静的冥想之上的安宁,为他并不是很清醒地意识到的、但是命运已经为其奠定了基础的伟大使命做准备。这一对,在年龄上并不相配,却成就了一种理想的婚姻生活。那些对先知含有敌意的批评者,在对穆罕默德后来的一夫多妻制婚姻进行攻击之前,应该诚实地、令人钦佩地关注到这种一夫一妻制的福音。如果一个男人性情淫荡,他愿意选择一个比他大许多的女人作为妻子,在既非被认为是罪恶的一夫多妻制、也非婚姻之外的冒险的社会中,与她过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生活吗?除了一个孩子之外,他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个理想婚姻的结果。在赫蒂季死后,他与若干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寡妇们结婚。他所与之结婚的唯一处女是阿伊莎(A’ishah)——他忠实的追随者和朋友、他非常得力的助手和他最初的继承者艾布·白克尔(Abū Bakr)的女儿。一名诚实的批评家难道能够把好色归罪于这样一个男人吗?——为了某种社会必要的原因,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巩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勉强遵循了一种在他之前的、伟大的先知们与族长们习俗和惯例中所遵循的家长制(patriarchal)模式。不公正的批评家容许《圣经》中的先知们与族长们的一夫多妻制是神所赞许的,但是一到穆罕默德就把动机归之于好色。一个好色的人,有威望和权力从一个广大的王国选择年轻美丽的处女们,宁愿只要寡妇们吗?如果是被性冲动所驱使,一个像他一样的健康男人至少将与十个妻子生下两打孩子,一个人会与像赫蒂季那样的年老寡妇生下大多数孩子吗?在所有后来的婚姻中,他只与他的科普特人(Coptic)妻子玛利亚(Maria)有一个孩子。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他与这些住在他的“寡妇之家”(Widow’s Home)的寡妇们没有肉体关系。他倒霉的批评者们,忘记了他持续了二十五年左右的真正理想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直到一个男人的性冲动消退很多的年龄,才开始考虑他以后的与东方君主的“海勒姆”[34] 相类似的婚姻。他们会停下来仔细想一会儿,一个好色君主的“海勒姆”是否可能是自然的要求吗?如果你不能在正确的历史视景下(这要求知识与历史的想象力)判断遥远时代与不同历史背景中的伟大人物们,你将犯下指责他们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之罪与法律之罪的过错。穆罕默德同时代的反对者与敌人指责过他许多事情,但是没有淫荡好色或不道德,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位族长被指望有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看一下奴隶制度吧,现在看起来是最不人道的人类制度。一个奴隶主在今天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将被从道德、法律与社会上定罪。但是哪一个愚人会反溯性地谴责过去时代的一切圣人、先知与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收纳奴隶与姨太太呢?如果你时代错乱地对他们使用不合适的标准的话,你将不得不谴责从亚伯拉罕以来许多古代的伟大灵魂。共产主义者们今天已经在重复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 [35]的金言,“一切财产都是赃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的资本与财产的多少所衡量的。”如果你一旦承认这超过你个人需要的财产都是赃物的格言,所有你们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们与百万富翁们都变成了贼和土匪。性的情形也与此近似。所有禁欲主义的宗教都把性称为有罪的;一个具有高洁灵魂的人应该像逃避精神毒药一样逃避它。从这种观点看,一夫一妻制婚姻甚至也是一种堕落,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被容忍。正如圣保罗所说的,“结婚比受煎熬要更好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次结婚应该被容忍,第二次结婚将是犯罪,无论情况可能为他辩解或使之必需。“你们知道”,德尔图良[36] 对妇女们说,“你们各位夏娃(谁使男人降生的?),在这个年代上帝对你们生命中性的判决,必要的罪责必定依然存在。你们是罪恶之门;……你们是神的法律(Divine Law)最初的背弃者;你们轻易地毁坏了上帝的影像(God’s image)。”
尽管基督教社会在当代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它的法律经受了剧烈的世俗化,它的信教的人们仍然被圣保罗和许多其他基督教的神父们——比如圣伯纳德[37] 、圣安东尼[38] 、圣耶罗弥[39] 、圣希卜利安[40] ——所独出心裁地强调的概念所困惑,性满足对一个灵魂高洁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耶稣碰巧成了单身汉,他的生活状态被他的追随者们认为是劝告男人与女人过独身生活的典范。依据一般的基督教信仰,像耶稣那样的灵魂的指导者,其出生不应该是正常的性结合的结果;他必须是(圣母玛利亚)纯洁受胎(immaculate conception)的产物,因为正常的性是污秽的。耶稣的母亲,也被称为“圣母”(the Mother of God)(一种完全是非基督教的概念),被当作“童贞女玛利亚”(VirginMary)来崇拜,尽管她是除了耶稣之外的至少六个孩子的母亲。有四个男孩——圣雅各[41] 、乔西斯(Joses)、西蒙[42] 与犹大[43] ,还有数量不能确定的女孩们。自由主义的新教徒们(liberal Protestants)与现代主义者们(Modernists)了解并相信这是一种事实,已经摒弃了早期基督教的性是一种罪恶的观念,但是天主教徒们(Catholics)仍然被要求相信(与一切证据相反)其他孩子不是玛利亚的,只是约瑟夫(Joseph’s)更早婚姻的孩子,或者是被假想的玛利亚的姐姐玛利亚·克里奥法丝(Mary Cleophas)的孩子们。
耶稣不是一个立法者,他教导他的追随者们不仅在字面上遵守,而且在精神上遵守摩西律法,在外在仪式之外又增加了内心的正确态度。他只是以道德与精神完善了法律,他正确地描述了他的使命不是作为法律的破坏者,而只是在字面与精神上实施它。现在的法律摩西律法是他不打算改变的。被纵欲的雅各布一家所提倡(the house of Jacob)的摩西律法,甚至鼓励那种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奇妙古怪的一夫多妻制(polygamy)。在以色列人(Israelites)中间,族长可能安然自得地拥有一千名妻妾,然而仍然被认为像所罗门一样正直与智慧。耶稣试图改变他的部落的自我沉迷,但是一夫多妻制仍然被他的人民自由地实行,并没有成为他改革的原因。一夫一妻制在西方最早成为法律的一种内容,是由朱斯提尼安(Justinian)皇帝,一个罗马人(异教徒)的法学家造成的。
一夫多妻制从来没有被任何宗教法典所禁止与规定。一名遵循摩西戒律的犹太人(Jew)甚至在今天也可以拥有他喜欢有的、或者能够供养得起的尽可能多的妻子,一名印度教徒也可以依照他的“莎斯特拉”[44] 这样做。只有伊斯兰教曾经注意到一夫多妻制,为它制定了规则。依照《古兰经》,在特定的情形下,在公正地对待超过一个的妻子和她们的孩子们的条件下,一个能够供养得起的男人可以有四个妻子。如果他不能那样做,他被命令只能有一个妻子。在另一句经文中,穆斯林被警告,他们将会发现忍受这样的情形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这个条件使得一夫多妻制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种极大的责任,一种负担。在那些以他们的一夫一妻制法律为骄傲的社会中,第二位或第三位女性不可能成为体面的妻子,而只能是情人;通奸(adultery)要好于重婚或一夫多妻制。在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的基督教的西方,私通(fornication)不是犯罪,法律并不关注没有民事的、或宗教的婚姻契约的男人与女人们的性亲密生活。但是,他们的国家却污蔑穆斯林是一夫多妻制的!陷入种种耻辱与残酷的、清白无辜的私生子(bastards and illegitimate children)的数量,是巨大的。然而,他们继续说穆罕默德是一个奢侈淫逸的人,穆斯林是性欲过强的动物!是因为穆斯林宁愿妻子而不要情人吗?
穆罕默德为理想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在普通生活中的实现树立了榜样,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环境立法,它允许严格限制与规定的一夫多妻制,附加了一些虔诚的穆斯林除了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不愿意冒险一试的条件。当环境逼迫穆罕默德在他的屋檐下收容许多妻子(她们中的许多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寡妇)时,他为个人的牺牲而不是个人的放纵树立了典范。他同样公平地对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不偏爱年轻美貌的,也不冷落年老平庸的。如果他不曾为身陷不幸的妇女们树立这种榜样,由于许多次大战之后必然发生的一切,他将不可能成为一切环境下所有人的典范。这难道不是对生命尊严的伟大贡献吗?这使得在穆斯林国家几乎没有发现私生子,并且根除了数千名妇女被迫过一种寡妇的生活,或者不得不成为娼妓,终夜在大街上徘徊,把她们的肉体和灵魂交给魔鬼,进而引起道德败坏,传播性病,助长混乱的性交的问题。基督教的西方的性道德状况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境地;在那种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没有金塞[45] 的统计数字帮助,也不需要阅读林塞 [46]关于同居与青年反叛的书籍,对此都深为了解。
关于婚姻与一夫多妻制的离题话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对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含有敌意的西方批评家,仅仅由于穆罕默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与许多位妇女结婚,和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制,而把穆罕默德作为其邪恶目标的攻击对象。没有其他的教义曾经禁止过、或者限制与规范过一夫多妻制,只有伊斯兰教这样做了。如果东方的君主们与统治者们曾经沉迷于一夫多妻制,并且创建了拥有许多美丽女性的海勒姆,在他们狂暴的性冲动的指挥下,容纳她们或抛弃她们;那么伊斯兰教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无论他们可能怎样欺骗自己与他人。穆斯林并不比好莱坞的基督徒更加沉迷于连续的、反复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
让西方批评家对穆罕默德更加公正些吧!他为建立在社会需要和社会公正之上的、理想的一夫一妻制、与严格限制的一夫多妻制,树立了一个榜样。
最后,让我们引用一下不列颠思想家与作家卡莱尔[47]话吧!他从所有的先知中,选择穆罕默德为英雄。与那种非难——建立了他的权力与威望的穆罕默德,变得野心勃勃、自我放纵——相对,卡莱尔被迫得出这个相当公正的结论。你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人——“与他的结了婚的施主似乎过一种最为深情、平和、健全的生活,真正爱她,并且只爱她一个人”——称作野心勃勃呢?与那种“骗子理论”完全相反,事实上他的生活完全是无可指责的,直到性欲激荡的年代最终过去。(《英雄与英雄崇拜》第65 页)
卡莱尔所参照的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心理学上的事实——一个人性格的主要趋向到四十岁的成熟时期,就会形成与稳定,他生活态度的基础也会稳固地确立下来。如果一个人在他大大小小的行为中所显示的这种趋向的任何方向都是野心勃勃的;如果他是淫荡好色而喜爱奢华的,这个事实不可能到他已经度过他的壮年还一直隐蔽与压抑着。
西方所认为的“骗子的理论”。当伟大的先知接受了召唤,把他的人民从非神圣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中摇醒之际,在伟大先知的生活中有一个转折点。据说“圣灵”(the Spirit of the lord),或者“上帝之恩崇”(the Grace of God),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了它的工具(chooseth its instrument as it pleaseth);但是,一定有某种特定的道德的、精神的基础已经具备,并且这个人必定在一个特殊方面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在生命的别的层面中,天才早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自己。一些卓越的科学家与数学家们曾经讲述,他们创造新纪元的发现不是任何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当他们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想法突然出现了。一个苹果的降落使牛顿[48] 的头脑中出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想象;但是,只是对一位像他那样的科学天才来说,一次普通的、琐细的事件才可能预示着一个普遍定律的意义。从没有这样的例子,一种突发奇想的灵感或直觉,使一个没有特殊才能或者天资的普通人,奇迹般地成为一种充满创造性的天才人物。
对穆罕默德有敌意的西方批评家们,试图在非常可疑的根据上建立:“穆罕默德毫无异议地接受了给予他生命的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直到一场灾难般的宗教经验——他们想象这种宗教经验是一个神秘的精神事件——使得他领悟到全能的、独一无二的真主(the omnipotence of the One and Only God)”。他们试图在两个传闻的脆弱基础上,提出一个哲学体系。其一是,穆罕默德的一个由赫蒂季所生的儿子,在幼年就死去的、名叫“阿不都·乌扎”(Abdul‘Uzzā)——而“乌扎”是古莱氏人的主要偶像之一。这一传闻起源于一个名叫伊斯曼伊尔·伊本·阿比·乌外斯(Ismā‘īl ibn Abī Uwais)的讲述者,几乎所有的哈迪斯文本的博学的批评家们都称之为“不可靠的虚妄传说的捏造者”。但是,即使这个传闻是事实,它也不能证明穆罕默德赞同或者相信他的部落的神和偶像。他的妻子——她生下了这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前伊斯兰教时代的信仰与习俗中,这种信仰在穆罕默德最初的启示使她转而信仰伊斯兰教、并且授予她第一位女性信仰者的荣誉与特权之前,具有合法性。她可能为他们的儿子命名为“阿不都·乌扎”,她的丈夫——从来也不愿侵犯家庭的宁静——很可能不愿激烈地反对它。关于一位非穆斯林妻子的信仰,后来作为穆斯林的婚姻法典启示的一种神圣的指令,而被颁布与传播。一个穆斯林被允许与一位基督教的、或者犹太教的妇女结婚;或者进一步不拘字义地引申,一个穆斯林可以和任何一位文明社会的、自称是信仰一种神示的经典的妇女结婚。他被责成严格遵守《古兰经》的指令,信仰的强迫是绝对禁止的。如果当他的妻子为她的儿子选择一个以偶像为后缀的名字时,穆罕默德不曾干涉他忠实的、深情的、命中注定的妻子的前伊斯兰教信仰,那么没有理由得出与穆罕默德的前伊斯兰教信仰有关的、任何难以接受的结论。西方的一些阿拉伯语的东方学家们(the Arabist Orientalists of the West)是多么有意地阴险狡诈、居心不良呵!他们可能被牛津大学的玛高里奥斯教授(Margoliouth)缺乏根据的陈述所引用。他们认为,穆罕默德与他的妻子赫蒂季惯于在宁静的夜间崇拜乌扎(‘Uzzā)的偶像。他自称这一论断建立在艾哈迈德·伊本·汉巴尔(Ahamad ibn Habal)的记录之上。如下所述:
赫蒂季的一个邻居玢特库·韦力德(bint khuwaylid)告诉我,他曾经听到圣洁的先知对赫蒂季说过这些话:“噢,赫蒂季!的确,我从未崇拜过兰特(Lāt )与乌扎(‘Uzzā)。”赫蒂季说:“别管兰特!别管乌扎!”他(传述者)说:“乌扎是阿拉伯人在上床睡觉之前所礼拜的偶像神。”
即使是一名具备阿拉伯语基础知识的学者,也不能从上面所给出的引文中得出那种结论。这段话很清晰地陈述了阿拉伯人习惯于在就寝之前礼拜乌扎,并且穆罕默德对赫蒂季说他并不愿礼拜兰特与乌扎。对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心怀恶意的、西方的批评者们,由于他们学过阿拉伯语,如何无耻地歪曲一段清晰的陈述,并且在他们的读者面前故意曲解它,从而对伊斯兰教提出一种权威的非难,这是一个范例。除了受到盲目怨恨的动机之外,人们怎么能解释这种别有用心的歪曲呢?
像许多别的所谓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教权威们一样,玛高里奥斯也使用了另外的一种策略。在哈迪斯文本的研究领域,我们遇到了相当数量的不忠实的、撒谎的报告者,被有批评眼光的穆斯林学者们谴责为哈迪斯文本的完全的说谎者与杜撰者。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作家们,对他们显了巨大的喜爱,选出他们作为非常可信的权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派别的报纸在新闻选择方面所做的事。他们不愿意出版反对他们的报道,如果不得不出版的话,他们将会在通常被读者忽略的版面上以小号字出版;但是他们将在首页以大号字体使得某些诸如谣言与传闻之类的不可确证的东西引起轰动。这种对新闻的选择是恶魔的艺术。玛高里奥斯也说过,穆罕默德在前伊斯兰教时代敬献过一只灰色绵羊给偶像神乌扎。他引用了威尔豪森(Wellhausen)的文章,而威尔豪森主要从卡尔比(Kalbī)——以一个全然的说谎者而为穆斯林学者们所熟知——那里了解到这些。
甚至是穆罕默德严厉的反对者们——他们在努力击溃穆罕默德与他的新宗教——也认为穆罕默德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们说他疯了,说他只是一个诗人,说他被迷住了,或者说他在自我欺骗;但是最恶毒的仇敌也不曾指责他说谎或掩盖某些不利于他的真相。在某些情形下,他的判断力的轻微错误在《古兰经》中一直流传下来。骗子是不能以这种方式损害他的声誉与威望的。著名的神学布道者贝赞特小姐 [49],在一次关于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的演讲中曾经说过,在《古兰经》自身中的这样一种记录——在未来的所有时代中将传布至全世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每天都在引用它们——是先知的正直、与洁白无污的诚实的最明白的证明。在穆罕默德传道的开始阶段,他团结了古莱氏人的领导者们,包括他倔强的舅舅艾布·兰哈(Abū Lahab),对他们讲述,如果不留意他要传达的神的召唤的话,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他首先询问他们的是他自己的诚实性。“你们是否曾发现我说过一句谎言?”他们都说:“没有,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接着他问他们:“如果我告诉你们大群的敌人正在从后面迫近这座山,你们会相信我吗?”他们说如果他使他们确信他有证据的话,他们会相信。之后,他讲述了他伟大的训诫,正如所能预料到的,这训诫触怒了他们。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观点上来考虑这个事件。在他传道的二十三年间,他的追随者们与同伴们常常随意提到他们在蒙昧时代(the Days of Ignorance)错误的信仰,与残忍的、可厌的习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同时代、同社区的人,对他们而言,先知的前先知生活是无可隐蔽的一页。他们曾经提到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先知的任何可厌的事情吗?或者,这样一位诚实的人,他一点也不会有意怂恿他的信徒们去掩盖那些即使不利于他们的证据,会对在他自己启蒙之前,他可能相信或实行过的无信仰的、该反对的事情保持沉默吗?如果任何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他一定会讲述它,并且如果他曾经讲述过,它将必定会被可靠地记录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其他信仰与民族的怀有敌意的批评家们,会被那些虚构的、曲解的证据所折磨,或者去寻求说谎(通常是被轻视的)的记录者。在穆罕默德还是一个无助的、被迫害的人的时候,那些具有强有力的个性与身份、相信他并为他而献身的人们,不曾被任何关于他的奇迹所征服。正是他的性格与他的面孔上所铭刻的真诚使他们相信,他的预言的真实性。由于存在着爱人一见倾心的爱,因此,它是那种你们以灵魂相对时的一见倾心的信任。在许多情形下,一个人仅仅看到他就开始相信他。他们中的一个人看着他的面孔说:“这不是一个说谎者的面孔。”
《古兰经》曾经记录过在真理(Truth)显现给穆罕默德之前,他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那时,真正信仰的精髓还没有被显现给他。正是在他渴求真理与引导之时,真主在预定的时刻引导他抵达一个特定的强烈的光点。正是这种寻求,使得他到“希拉山洞”(the cave of Hirā’)去隐居了一段日子。在那里,在宁静与凝神沉思中,他在暗中摸索到了通常所说的人类生命与存在之永恒疑问的答案。在这种隐居中,他必定持续地重新审视他曾经在其中平静生活、观察与在内心中非难过,但未曾坚决抗议过的愚昧的人们的偶像崇拜、不朽的生命的非真实与虚伪。少数具有近似倾向的其他人,也曾经拒绝其同胞们的多神教(polytheism)与偶像崇拜(idolatry)。像瓦拉夸·伊本·瑙法尔(Walaqah ibn Naufal)和乌斯曼(‘Uthman)这样的人,发现基督教比这些无根的信仰更令人满意,而转向了基督教。像宰德·本·欧麦尔(Zaid ibn Umar)的另一些人,信仰“唯一的神”(One God),但不知道如何接近与崇敬“他”(him)。宰德弥留之际反复说:“噢!神呵!如果我知道如何敬奉您,我就已经那样做了。”
为了冥想、沉思与礼拜而到洞穴中隐居,是一切教义的苦修者们所共有的现象。但是这些教义的信徒们具有明确的学说、信仰与礼拜模式;穆罕默德没有这些,因为他并非只是一个寻求生死问题答案的虔诚的追寻者。至于先知在幽居与静默之际可能的所行所想,即使是早期的穆斯林,也只能进行推测。艾尼(‘Aini)——《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一位标准的注释者——说,这些标题之下,是对生命的真实性与训诫的沉思。穆罕默德光芒四射的精神祖先亚伯拉罕(Abraham),也曾经受过寻求与质询的阶段,他的思绪由一个自然现象移动到另一个自然现象,重新审视祖先崇拜的对象——太阳、月亮和星星——并且由于屈从于变化与腐朽的非永恒的力量,因此不值得服从与崇敬,进而逐一废弃了它们。在西方作家中,卡莱尔也思索过穆罕默德生命中这个沉思的阶段。他以其不可仿效的文体做出了如下的评论(同前书,第64-67页):
“自其微暗之地,以其注视与思索,对此无限之宇宙,他能够领略如此之多;再无更多的是他应知道的了。如果我们要对此回顾,奇怪的是,并没有与此有关的书籍。除他自己亲眼能看到的一切,或者在偏僻的阿拉伯的沙漠中听到某些不确切谈话的传闻之外,他一无所知。在他之前的智慧、与距其遥远的世界上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伟大的灵魂像光辉的灯塔,越过如此遥远的时间与空间,但没有人能够与这个伟大的灵魂直接交流。他独自一人,深深地陷入旷野的胸中,不得不这样长大,——单独的与大自然和他自己的思想在一起。 ……一个静默的伟大灵魂,他不只是一个最为真诚的人,他的本性被注定是真挚的。当别人在宗教信条与传闻中徜徉,非常满足地驻留在那里时,他独自与他自己的灵魂、万物的本体在一起。我所说的伟大的“存在之奥秘”(Mystery of Existence)带着它的恐怖与壮丽,在他的身上闪耀,流言并不能掩蔽这个不能言说的事实。“我在这里!”“真诚”(sincerity)——我们这样为其命名——就非常真切地具有了某种神性。这样的一个人的言辞是直接源自于“自然精神”(Nature’s own Heart)的声音。人们听到了,并且必将倾听它,而不是别的什么,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风。在他朝圣与彷徨的途中,来自于过去的、数千种思想已经积聚在这个人身上:我是什么?这个我居住于其中的深不可测的东西(Thing)——人们称之为“宇宙”的是什么?生是什么?死是什么?我应该相信什么?我应该作些什么?希拉山(Mount Hara)与西奈山(Mount Sinai)上冷酷的石头,那些严酷的沙的荒野,不曾回答。伟大的上天(the great Heaven)与它的蓝色的闪烁的星群,在头顶上空沉默的旋转着,不曾回答。没有回答。这个人的灵魂,与真主驻留在那里的神秘直觉,不得不回答了!
这是所有的人不得不询问自己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询问,并且回答。这……人在无限的时刻感觉到了它;其他时刻的所有一切都不能与之相比。爱穷根究理的希腊学派(Greek Sects)术语繁多的谈话,犹太人含糊暧昧的神圣传统,阿拉伯偶像崇拜的愚蠢的惯例,也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再一次强调,一个英雄,第一次获得这样的功勋,——事实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的整个英雄主义的开端与终结。他透过事物的外观,窥视到事物的内心。……伟大的本体(Reality)辉煌灿烂的挺立在那里,在他(him)的身上。他不得不回答它,或者不幸地灭亡。现在,就在现在,否则永远都不可能了!回答它,你必须找出答案。”
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当代不列颠思想家的一大段激荡灵魂的引言,他看透了关于穆罕默德的诚挚的宣传的恶意,对一位宗教英雄(Hero)的灵魂的震颤与骚动做出了他自己的灵魂上的回应。在启示到来之前与其后,穆罕默德生活的本质的纯洁是如此清晰地突现于麦加人(Meccan)迫害与掠夺的背景之下,以致即使是他的不列颠语的传记作者——含有敌意的威廉·穆尔爵士(Sir William Muir)也不得不承认在寻求真理与蒙受骇人的迫害的漫长时期,这个人挺立如一块德行与信念之石。穆尔承认,穆罕默德具有麦加社会中罕见的纯洁品性。
[ 本帖最后由 印刷 于 2008-11-4 10:33 编辑 ] |